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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敢明说性，而特创气质之性之说，此吾所不知也。

内容提要：作为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张载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儒学经世致用的理论品格。三 张载社会治理与天人关系思想的逻辑承接 张载的社会治理思想及其内在精神的形成，以其天人关系思想为基石、起点，即以天为则而推及于人事，因而是其天人关系思想接驳于现实之顺理成章的结果。

社会治理作为儒家政治理想的实践载体，其根本精神——仁、核心制度——礼、价值原则——义、行动理念——信，都必须获得有效的合法性论证。其二，仁统天下之善，礼嘉天下之会，义公天下之利，信一天下之动。《尚书·吕刑》中也明确了刑的教化作用：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正蒙·至当》)此处所讲的就是个体知《易》知天则安身立命之道可明。进入专题： 社会治理 天人关系 张载 。

(《正蒙·天道》)张载所说的自然之体就是天地之塞的气。(参见林乐昌)任自然是道家治术，其本质是无为和尊崇自然而然。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

相对于此，具体的哲学形态兼涉特定体系中的不同方面，并相应地包含了这一体系在历史过程中所具有的全部丰富内容，也就是说，它展现了特定哲学系统无法涵盖的具体性和多样性。类似的看法也见于以下表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这里的内在之旨同样在于：礼乐并非外在的形式，而是以仁为其实质的规定，它从另一侧面突显了仁的主导性。从不同哲学系统之间的关系看，其间不仅涉及横向的互动，而且存在纵向的传承变迁。中国哲学尽管以性道之学的形态呈现，但就其从智慧的层面追问世界和人自身的存在而言，无疑又应归属于哲学这种把握世界的方式。

相对于天道层面的道器、有无，理与欲更多地与人道之域相关，表现为人的不同规定：如果说，理既表征着理性规范及其形而上化，又体现了人的理性品格，那么，欲则关乎人的感性规定。(14)阮籍：《答伏义书》，《阮籍集校注》，第70页。

然而，如果我们参之以东渐的西学，则可以获得另一重视域：通几主要表现为从形而上的层面把握世界的哲学进路，质测则大致与注重经验考察及演化推论的实证科学相通，尽管此所谓实证科学，不限于自然科学，而是包括乾嘉学派的实证考据，但在不同于思辨玄学的意义上，又确乎近于近代以来的实证科学，就此而言，通几与质测之辩，关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此外，还有批判地言说，这种言说方式内在地蕴含着对现实政治、社会问题的关切，其形式往往具体展开为政治批判、社会批判或者更广意义上的文化批判。前者在先秦的百家争鸣这一类论辩中得到了具体的展现，后者则体现于哲学系统的前后演化过程。事实上，每一时代的哲学，都是那个时期的哲学家创造性理论思维的产物，从孔子、墨子、孟子、庄子，到尔后董仲舒、王充，再到王弼、郭象，乃至张载、朱熹、王阳明、王夫之，等等，都作为不同时代的中国哲学家而进行了多样的思考，这种思考在理论上具有原创的意义，其产物则构成了相关时代中国哲学的实际内容。

哲学在形式层面的特点在于以理论思维的方式把握世界，这一方式乃是具体通过概念的运用而实现，中国哲学同样体现了类似特点。与礼崩乐坏相关的礼法之争，构成了先秦哲学的历史背景。徳性所知，不萌于见闻。这一事实从历史演化的层面表明，中国哲学首先是哲学的理论。

不过，对相关问题的理解，中国哲学又展现了自身的特点，在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的区分中，便不难注意到这一点。以上概念和命题一方面包含哲学之为哲学的普遍内涵，另一方面又呈现中国哲学的个性特点。

如果考察先秦儒学的演变，便不难注意到，孔子作为奠基者大致确立了儒学的基本格局，孔子之后，儒学出现了分化，韩非有所谓儒分为八之说，这种判定当然可以作具体辨析，但在孔子以后，孟荀从不同方面展开了儒学，则合乎历史的实际状况。在重视概念生成的同时，中国哲学家也注意到概念的辨析。

如所周知，中国哲学确实蕴含着独特而具有原创意义的内涵，历史上，不同时代的哲学家在诠释以往典籍之时，已从不同角度对其中的哲学意蕴作了多方面的阐发，这种诠释和阐发，乃是基于当时的理论视域。又确认了知行活动的展开过程，受到内在精神形态的制约。④这一语境中的理一分殊主要与道德原则及其作用形式相联系。与之相关，何为中国哲学之后更普遍的问题，是何为哲学。经验论的特点在于将感性经验作为第一原理，墨家认为，天下之所以察知有与无之道者，必以众之耳目之实(《墨子·明鬼下》)，这种确信耳目之知的认识论观念，近于经验主义的哲学系统。不难注意到，在魏晋玄学的以上形态中，思辨地说、诗意地说、批判地说彼此融合、相互交错，很难简单地将其归为某种单一的言说方式，这里可以再次注意到具体思想形态所具有的多方面性。

从孟子到唐代的韩愈、李翺，再到宋明时期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则构成了突出内圣和心性的哲学进路。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2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0页。

这一演化过程既展现了儒学派中有派的分化趋向，也以人道之域的多样理解为内容，其展开过程渊源有自，前后变迁也存在着自身的理论线索。⑩刘宗周：《原旨·原学中》，《刘宗周全集》第2册，第285页。

冯契已注意到这一点，按其理解，早在先秦时期，《荀子》、《易传》、《月令》、《内经》已具有辩证逻辑的雏形，到了宋明，从沈括、张载到王夫之、黄宗羲，辩证逻辑又有了比较大的发展。具体而言，中国哲学的理论性和生成性，要求我们在回溯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时，不能停留于历史的叙事或历史的描述，而是需要注重揭示其中的哲学意义，展示哲学观念演化的内在脉络。

作为以智慧(性与天道)为指向的哲学形态，中国哲学包含着哲学之为哲学的内涵，关注中国哲学的哲学品格，以揭示这种哲学意蕴为其实际内容。在其历史演化的过程中，中国哲学既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也形成了多重思想形态。能的作用离不开所(因所以发能)，其结果(认知)则需要合乎所(能必副其所)。就更广的视域而言，中西哲学形成于人类在不同传统之下认识世界与认识人自身的历史过程，是人类文明演化的不同成果。

引申而言，较之西方哲学之注重形式逻辑，中国哲学多少表现出忽视形式逻辑的趋向。(14)这种看法，体现了批判地言说的取向。

与之不同的是诗意地言说，亦即通过诗意的想象等形式表述自己的哲学观念，庄子即其中之一，他常常以诗化的名言阐发其哲学论点，用诗意的形象展示对逍遥之境的追求。通常将中国哲学区分为先秦、两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等不同时期的哲学，这种不同，并非仅仅表现为时间上的差异，而是包含多样的哲学内涵：它们乃是各个时期形成的中国哲学的独特形态。

每一时期中国哲学的独特品格，都与一定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相涉。用乎体，则能必副其所。

不难注意到，在尊道而贵德理一分殊这些中国哲学独特的命题之中，渗入了对整体与个体、一般与个别等哲学问题的考察，其中蕴含着普遍的哲学意义。同样，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的变迁，也使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形成了不同以往的特点，这种不同，首先表现为现代与传统或今与古的差异。以世界哲学为视域，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从不同的方面为当代哲学的建构提供了智慧之源，反思和书写中国哲学史的意义，也由此得到了深沉的展现。以清代思想为对象，龚自珍在区分训诂之学(包括音韵、文字)、校勘之学、目录之学、典章制度之学、史学、金石之学、九数之学(包括天文、历算、律吕)、文章之学、掌故之学等具体知识学科的同时，又特别确认了性道之学。

就中国哲学史研究而言，以中释中意味着仅仅就中国哲学而论中国哲学，这种进路忽视了近代以来哲学已经走向世界哲学的现实背景，单纯地以封闭的方式回溯和理解中国哲学的演化过程，从而既表现出狭隘的地方意识，又呈现明显的非历史性质。以上哲学趋向在后来宋明时期的理一分殊说中也得到了体现。

中国哲学在今天呈现的这一特点，与西学的东渐过程无法相分：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东渐的西学，赋予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以现代的形态。稍作考察便不难注意到，中国哲学在近代形成不同于以往的形态、中国哲学之取得现代的范式，与引入西方哲学都有着比较切近的关联，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通常被视为现代意义上中国哲学史的开山之作，而这种现代形态，便无法与运用西方哲学的观念相分离。

相对于思辨的言说方式，诗意地说则较为关注人的内在精神世界。思想的历史凝结及前后相承与思想的社会根据或历史根源，使中国哲学史从不同方面经受了历史的塑型。